吴纯，1982年生于武汉，旅德青年钢琴家，国内唯一的三博士青年钢琴演奏家。

幼年时师从武汉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陈婉，1998年只身赴乌克兰求学，因为在多项国际钢琴大赛上的突出表现，吴纯获得乌克兰前总统亲笔贺信，更受到世界著名钢琴教育家、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主席弗拉基米尔·克莱涅夫的注意。2005年受邀考入克莱涅夫所在的德国汉诺威音乐和戏剧学院，这所学院也是李云迪、陈萨的母校。随后，吴纯开始了“两个国家三个博士学位”的学习过程。2016年，成为清华大学艺术教育中心特聘的第一位驻校艺术家，同时兼顾演出事业。

2001年5月12日，《单亲妈妈打造钢琴天才》发表过吴纯及吴纯母亲的故事。2017年，吴纯的求学经历偶然被董卿了解，4月，登上《朗读者》舞台。

对话背景：

1998年离开武汉前往乌克兰时，吴纯身上带着母亲积攒的全部家当——3000美元。

他是在单亲家庭成长的孩子，为了维持他的钢琴梦想和家庭生计，当时在华中理工大学某学院当技工的吴母需要同时打五份工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母子俩一天的生活费都被严格控制在10元人民币以内。

但吴纯说自己很幸福。武汉是他音乐梦想开始的地方，在这里，他和母亲有过痛苦的回忆，但更多的是来自周围人的帮助和温暖。正是这众多的帮助和母亲的努力，让他最终得以实现梦想。

2018年3月2日，元宵节，离开武汉20年的吴纯终于有了一次正式的“回归”，在这个城市传播古典音乐的“中心”琴台音乐厅，他与武汉爱乐乐团、中国著名指挥家姜金一一起，贡献了一台精彩纷呈的元宵节音乐会。

当天，吴纯和母亲请来了许多在儿时曾帮助过自己的街坊四邻，叔叔伯伯，吴纯说，没有这些人，他这个出自“贫民”家庭的人，可能就不会有今天。

母子俩一天10元生活费，这种日子过了1年多

你和妈妈都邀请了哪些人来看你的演出？

吴纯：就是以前在我们困难时期，帮助过我跟妈妈的、看着我长大的、我在国外的时候照顾我妈妈的那些叔叔阿姨。说起来可能有点夸张，我小时候的成长环境，是华工集贸市场卖菜卖饼干的阿姨都会照顾的，因为当时真的太苦了，我妈跟这些街坊四邻都特别熟，那个卖饼干的阿姨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她姓什么，但小时候我去买饼干她都会多塞我几两，因为她知道我爱吃饼干。然后像奶奶（陈婉）已经不再了，我妈妈离婚后，她就开始不收学费地教我，留在武汉的温暖实在太多了。

你几岁开始学琴的？其实学这个东西真的很花钱，你身边只有妈妈，她的收入又不高，你们是怎么坚持下来的？

吴：我是4岁。幼儿园老师发现我学唱歌的时候比其他孩子反应快，记得牢，两三遍就能唱，她就跟我爸爸妈妈说，觉得这孩子有“天赋”（笑），可以学音乐，建议从钢琴入手。当然从我现在看来，那只是我跟别的孩子相比，比较突出的那么一点点“东西”吧，父母就花1600元买了一架雅马哈电子琴，找到专业老师学习后，他们又借了4000多元买了钢琴，到1992年我10岁的时候，也是我妈妈持续3年的努力，我得到了跟奶奶（陈婉）学习的机会。

我父母是1993年离婚的，当时父亲把家里所有东西都搬走了，我跟母亲很长一段时间只能睡学院的实验室，晚上把桌子拼起来，两床棉被垫一床盖一床。从那个时候开始母亲一天打五份工，比如说给学院油印试卷，帮忙焊接电子元件，然后去裁缝店给人家缝扣子、扦裤褊……

最苦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？在《朗读者》上你曾说到，有段时间你们的生活费是一天10块钱。

吴：如果说出国前，那就是重建家园那段时间吧。妈妈为了锻炼我，她也想让我知道“钱”的意义，就每天给我10块钱，让我负责安排我们两个人每天的生活。我总记得当时她跟我说，这个钱你也可以买零食，也可以买玩具，但是咱们一天只有这么多钱，买完别的就没饭吃了。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当“小管家”的，大概一年多的时间，我负责在食堂打饭，算账，那时候我跟她一天吃一个素菜一个肉菜，然后早饭晚饭是包子、馒头加粥。

这么困难的时候你也没有放弃钢琴。

吴：那个时候我的水平已经很不错了，市里的全国的钢琴比赛都拿了非常好的名次。1995年我面临上华工附中还是上专门的音乐学校的抉择，奶奶坚持表示我不应该放弃，放弃太可惜了。但当年需要交35000元我才能进武汉音乐学院附中，我们没有这个钱，最后是去了有奖学金的一所音乐民办学校。但对我来说，只要能学钢琴就好，我是真心喜欢，更重要的是背后我妈妈的坚持，她当时总说一句话，“问题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，相信妈妈。”

求学乌克兰6年没回国，靠着500多封信报平安

也是因为这种支持，你拿着3000美元就毅然决然去了乌克兰？

吴：去乌克兰，一方面是敖德萨音乐学院的波波娃教授在武汉讲学时，听了我的演奏之后想要收我，一方面古典音乐的根就在欧洲，学钢琴的人要追梦也必须去欧洲。3000美元是当时我们的全部家当，其中1500美元是第一年的学费，另外1500美元是一年的生活费；至于后面一年的钱有没有，怎么来，我们根本都不敢想，走一步看一步吧，就那样一咬牙去了乌克兰。

这期间你一直有6年没有回国。

吴：走的时候我跟我妈都知道，这一去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回来，回国一趟来回机票大约需要700美元。为了维持学业，当时是母亲在国内打工，我在乌克兰边学习边打工，最初两年我们的联系一直是靠通信，国际长途根本打不起，妈妈约定每周给我写一次信，一封信的邮费是1.6美元，这个还是她从每天4块钱的生活费里挤出来的。后来有网络了，妈妈每天给我写一封信，我每周最少回一次信。到2006年，我写了500多封信。6年不回家，你说我会不想我妈吗？我出去的时候才16岁，乌克兰生活条件也挺艰苦的，都是靠钢琴熬过来的。同学们条件都很好，有很多人都买游戏机什么的，我就尽量晚回宿舍，就一直练琴。练琴就是为了参加国际比赛，可以拿奖金，然后缩短学业，为她减轻负担。

从来没有过累的时候或想要放弃的时候？

吴：我没有资格累啊，更不可能放弃。只要想想我身后在国内的母亲，怎么可能（松懈）呢？两个人始终是相依为命的。而且从小时候开始，我是很享受那种我通过自己的努力，让母亲在很苦的时候能笑一笑的那种成就感。当然有痛苦，第一次在国外过春节的时候，生活费被别人骗走的时候，想念家乡菜的时候……出国之后其实都是自己做饭的，但是豆皮热干面藕汤这些，你想做也没有原材料，我后来是在德国，生活慢慢好起来一点，我学会了用意大利面做热干面（笑）。

读3个博士的钢琴家非常罕见，你当时是基于什么考虑？

吴：首先是阴差阳错，去乌克兰我是本硕连读，中间跳了一级。2003年硕士毕业之后本来是应该直接去德国读汉诺威的博士，但签证没下来，我就直接在乌克兰先念了演奏学和音乐理论的双博士，2005年1月去了德国之后又念了一个演奏学博士。学钢琴的人一般是两个出路，要么演奏要么教育，你很杰出，全世界可能都会有舞台；如果演奏不是那么拔尖，可能就专注于教学。我是希望舞台和讲台都要有，能多元化一点，而我现在就在走这样一条路。

不认同“快乐教育”，最初的坚持必定都来自家长的约束

上《朗读者》又是什么样的机缘？

吴：当时我已经在清华任教了。这个节目是想找一些在北京的钢琴家帮忙现场的音乐伴奏，比如第一期是李云迪。我当时去录制的那场，时间比较久，从下午4点录到凌晨2点。录完了之后董卿可能是觉得抱歉吧，就走到我身边感谢我。我自己不是出了一本自传体的书吗？我就送了她一本，她说，“我一定会看。”当然我没太往心里去，结果没想到她当天晚上没睡直接就看完了，第二天开会就主动提要我来朗读，说自己的故事。

其实我们看到这个节目的片段，董卿的眼睛一直是红红的，你这一路走来的艰辛打动到她了。

吴：节目播出的片段是12分钟，但我们录节目的时候录了两个半小时，期间就是聊天的形式。董卿哭了好多次，现场“卡”了4次，她光是补妆都补了3次，现场很多人都哭了。

在很多人看来，你是一个贫民家庭里走出来的奇迹，他们觉得在你身上能看到梦想和坚持的力量，在你看来，走出“人生泥泞”的方法是什么？

吴：说“走出泥泞”也好，说“实现梦想”也罢，最开始家长的坚持很重要。我刚开始学钢琴，是为了“开发智力”（笑），最初当然觉得好玩，但是过一段时间就很痛苦：枯燥的音阶、周而复始的基本功训练……跟最初的兴奋、想象的美好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尤其是练琴之后，其他小朋友做完作业就可以到外面玩，我就只能弹琴，包括暑假寒假我从来没有出去旅游过。

这时候就需要坚持，孩子的坚持往往就在于家长，成功是逼出来的。

很多人现在会提到“快乐教育”，“听孩子的”，“不要把自己的梦想强加于孩子身上”，其实真的，孩子什么都不懂的，小孩子最喜欢的当然是玩。我经常跟一些家长说，一个ipad和一架钢琴，那100个孩子都会选择ipad，那个简单又好玩啊。还是要约束。我小时候我妈跟我“约法三章”，必须把琴练好，那就可以在规定时间内玩会儿，看看动画片吃点饼干。如果琴没练好，一切免谈。

后面就不用了，为什么呢？上了小学我当了音乐课代表，我可以给同学们伴奏，我觉得我跟别人不一样了。等到我可以拿奖，给合唱队伴奏的时候，钢琴这件事给我带来的是掌声、荣誉、优越感。再大一点我甚至可以做家教、通过比赛拿奖金为家里减轻负担……所以兴趣是什么？习惯了就是兴趣，有了成就感就是兴趣。

所以“梦”是一步步实现的。

吴：我是非常简单的。我最初的梦想就是能把琴弹好。到了六年级，奶奶说不要上普通学校了，考音乐学院附中试试，那我就好好准备考试。16岁的时候想到去“寻根”、到了乌克兰一步一个脚印地参加比赛、拿奖，遇到克莱涅夫之后我的梦想变成了去德国……

所以我的“梦”是一个一个阶段的，我从没有一开始就说自己将来要成为钢琴家，我没有想那么远一个目标，然后推着自己走，去患得患失。我妈跟我说，“每天进步一点点”、“跟昨天的自己比最踏实”，我就是这样做的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，都有自己的一天天。把自己的路走好，把一天天的进步做到，再苦再难，梦就可能成功。